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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能源史话

两任民国“总统”和“总理”曾担任中兴煤矿企业要职

发布日期:2015年09月10日    孙卓龙     来源:加拿大28在线预测网站网站

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,枣庄中兴企业由小到大,由弱到强,逐步发展成为民族矿业的佼佼者。在众多的成功要素中,其“名人效应”功不可没。这是因为中兴企业汇聚了当时众多的清末官僚、民国政要、军阀首领,高官大员,他们预见到中兴企业挖煤有利可图,舍得在中兴企业入股投资,让资本滚动生利,这实质上是官僚资本利益驱动的本性使然。而诞生于乱世的中兴企业,一方面缺乏建设资金,迫切需要官僚资本的投入;另一方面亦希翼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成为中兴企业的坚强后盾,当好遮风挡雨的“保护伞”。本文向读者简要先容曾在中兴企业担任董事长的两任民国“总统”和担任总经理的两任民国“总理”。

徐世昌(1855-1939年),河南省卫辉县人。徐年轻时家境贫寒,1879年得袁世凯资助赴北京应试,先中举人,后中进士,授翰林。曾任东三省总督、清皇族内阁协理大臣、民国首任国务卿等职。1909年徐任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督办期间,投资中兴企业,成为企业的大股东。1915年中兴企业因发生矿难,总经理张莲芬忧愤辞世,生产经营陷入困境。1916年企业亏损达40余万元。为“亟筹救急之法”,1916年11月,中兴企业在天津召开第六次董事会议,决定改组董事会,设总企业于天津,设总矿于枣庄,推举徐世昌为董事长。面对处于低谷的中兴企业,徐世昌凭借官场人脉,“联络南北股东,增加资本”,其中,驻军徐州的张勋入股20万两;军阀张作霖入股6万两,由其子张学良代任董事。通过增股和银行借款,使中兴企业度过危机,得以东山再起。两年后的1918年,徐世昌由安福国会选为民国总统。

黎元洪(1864-1928年),湖北省黄陂人。武昌起义时,任革命军湖北军政府都督。1911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,当选为副总统。袁世凯任大总统时,黎任副总统。袁世凯死后,继任总统。后段祺瑞利用张勋将其驱走,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。1922年再任大总统,1923年下野。黎元洪晚年致力于实业,曾投资企业45个,其中银行17家,工厂12个、煤矿6家,总投资额达200万元。1919年被选为中兴企业董事长,连任四届(每届三年)。大总统主办煤矿,地方主政者对中兴企业多给予照顾,各大银行都积极为中兴企业提供贷款。这一时期,中兴企业营业兴旺,信誉大增。1928年病故后,其子黎绍基补为中兴企业董事。

周自齐(1871-1923年),山东单县人,中国早期留美学生之一。民国初建时,创办清华学堂。曾任山东都督、中国银行总裁、交通总长、陆军总长、财政总长、农商总长等要职。1922年任北洋政府署理内阁总理兼教育总长。1922年6月,曾代理过十天的民国总统。身为北洋政府的高官,在理财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。1921年投资中兴企业,是大股东之一。同时担任、连任中兴企业监察人(类似监事)。

朱启钤(1872-1964年),贵州人,北洋政府时期,先后任交通总长,1913年8月曾代理国务总理。1906年中兴企业修筑台枣铁路、新建南大井时,银行不给贷款。张莲芬求助于津浦路局,得到时任津浦铁路总办朱启钤和邮传部尚书徐世昌的鼎力相助,以津浦铁路资产作为担保,使中兴企业顺利从银行贷款200万元,保证了修路和建井的需要。1915年,中兴企业发生重大矿难后,受新任董事长徐世昌委托,朱启钤实际行使代理董事长之职。1918年被推举为中兴企业董事会长兼总经理,1937年担任中兴轮船企业董事会长。朱启钤对中兴企业的发展颇多建树。在上海、无锡、苏州、武汉等处增设煤炭销售网点;1924年建成第二大井,1934年建成第三大井;从美国购进运煤车皮100节;南北两井主要巷道安装了无级绳绞车,从德国购买了两部簸煤机在井下安装使用,在采煤面上使用了两台电动割煤机;购买了十余艘运煤轮船,建立了中兴轮船企业;将台枣铁路与陇海铁路接通,在连云港建设了煤码头,设立了储煤栈,将中兴企业的煤炭运到了上海、香港、南洋等地。企业还成立了鞠仁医院、中兴小学和中学。在朱启钤主政期间,中兴企业的煤炭产量翻了一番,与开滦、抚顺并称为中国的三大煤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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